1942年5月27日配资证券网，四川江津一间破屋里，一个62岁的老头咽了气。
消息传出去，延安没动静，重庆也没动静。谁能想到，这个穷得靠朋友接济的病人，当年亲手点燃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把火。
他叫陈独秀。而五年前，命运明明给过他一张回程票——他亲手撕掉了。
铁窗五年：一个"危险人物"走出牢门
故事得从1932年讲起。
那年10月15日，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，直接抓人，押解南京。关进的地方叫老虎桥监狱，南京城里赫赫有名的重刑犯收容所。
这时候的陈独秀，身份已经很尴尬了。三年前，1929年，他被中共中央开除了党籍。原因不止一条：中东路事件上跟中央唱反调，更要命的是，他跟彭述之等人搞到了一起，组建了中国托派组织。在当时共产国际的话语体系里，"托派"两个字基本等于叛徒。
所以他被捕的时候，既不是国民党的人，也不再是共产党的人。他是一个政治上的孤儿。
1933年，国民党法庭开审。罪名是"危害民国"，一审被判13年，上诉后二审改判为8年。但陈独秀在法庭上那篇自辩词，传遍了大半个中国。他不求饶、不认罪，条条款款地跟法官辩论，讲的全是他的政治信仰。庭审记录后来被报纸全文刊登，连国民党自己的法官都承认，这个人有骨气。
牢坐了五年。
外面的天翻了好几个个儿。1937年7月7日，卢沟桥的枪响了，日本人全面侵华，整个中国被拖进了战争。国共两党捏着鼻子坐到了一张桌子上，搞第二次合作。在这个背景下，国民政府开始大批释放政治犯。
1937年8月23日，陈独秀走出了老虎桥监狱的大门。
外面的阳光刺眼，但更刺眼的是现实——年近六旬，没有组织、没有队伍、没有钱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十年前呼风唤雨的"陈总书记"，此刻两手空空。
但他心里还揣着一个念头：回延安去。
三个条件：一场精密的政治博弈
陈独秀出狱后落脚武汉，通过老友罗汉等人，向中共方面传递了一个信号：他想回到党的队伍里来，参加抗战。
这个消息传到延安，摆到了毛主席的桌面上。
这是一道极难的选择题。
往好处算，陈独秀这块招牌，分量太重了。他是五四运动的旗手，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，在知识分子圈里威望极高。把他接回来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力立刻上一个台阶。
但往坏处算，雷更大。
陈独秀身上背着两个标签：一个叫"右倾机会主义"，这是党内早就定了性的老账；另一个叫"托派"，这是共产国际的死穴。在莫斯科的逻辑里，托派跟法西斯没有本质区别。真让陈独秀进了延安的门，位子怎么给？给高了，现在的领导班子往哪儿摆？给低了，外面的舆论怎么交代？更深一层的担心是——他脑子里那套独立思考的路数，会不会把刚统一起来的思想又搅散了？
毛主席没有一口回绝，也没有一口答应。
据相关史料记载，中共中央向陈独秀开出了条件，核心有三条：
第一，公开发表声明，跟托派彻底划清界限，承认参加托派组织是错误的。
第二，公开表态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。
第三，以实际行动服从党的组织纪律，承认当前中央路线的正确性。
三条里面，第一条最要命。这不是让你表个态就完了，这是要你亲手否定自己过去几年的全部政治选择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是一张投名状。
延安的逻辑很清楚：你要回来可以，但思想上必须先对齐。不然党内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性，让你一搅，前功尽弃。
这笔账，毛主席算的是"组织成本"。
条件传到了武汉。轮到陈独秀算账了。
他穷得叮当响，政治上也没有任何资本。按常理说，低个头、写个声明，是他唯一的翻身机会。但他拒绝了。态度很干脆：回党可以，写检讨不行。
为什么？
在陈独秀的脑子里，有一条线是不能踩的。他承认想归队，这是感情；但他死活不肯说自己"错了"，这是原则。他研究托洛茨基的理论，在他看来是独立的学术探索，不是什么罪过。如果回党的代价是昧着良心把自己的思考全盘否定，那他宁可不回。
老朋友劝他，何必这么僵。
他不听。
在他看来，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思想都保不住，回到组织里又算什么？
这笔账，陈独秀算的是"人格成本"。
两把算盘，拨来拨去，怎么也对不上数。
王明搅局：一顶"汉奸"帽子砸了下来
谈判僵在那儿，本来还有缓和的余地。毛主席的态度其实留着口子，并没有把话说绝。
但1937年11月底，一个人从莫斯科飞回了延安。王明。
这个人一落地，局势就彻底变了味。
王明在党内的立场一贯强硬，跟陈独秀更是积怨已久。他在延安的会议上直接放了重话：陈独秀过去的所作所为，早已证明他没有资格重新回到党的队伍中来。理由冠冕堂皇——让他进来，组织纪律还要不要了？思想统一还搞不搞了？
但王明没有止步于会议室。
他知道舆论是一把刀。
1937年到1938年间，王明等人在中共的刊物《解放》周刊上公开发表文章，不但把陈独秀跟托派死死捆在一起，还扔出了一个极端的指控——暗指陈独秀是"日本间谍"、是"汉奸"。
这顶帽子一旦扣上，性质就彻底变了。
之前只是"路线错误"，是党内的事；现在变成了"民族叛徒"，是全民族的事。文章刊出后，不光党内的人看了，党外的舆论也跟着传开了。陈独秀的名字，一夜之间跟"汉奸"二字连在了一起。
后来历史已经充分证明，这个指控完全是不实的。
1980年代以后，中国共产党在重新评价历史人物的过程中，已不再沿用"汉奸""间谍"这类对陈独秀的不实指控。但在1937年那个当口，这顶帽子要了他的政治命。
陈独秀在武汉看到了这些文章。他进行了公开辩解。
他看透了——只要王明这类声音在台上占主流，延安就不可能有他的位子。
毛主席呢？他选择了沉默。
这个沉默不是没有态度，恰恰是最精准的态度。一来，王明的反对代表了党内相当一部分人的顾虑，这个阻力太大了；二来，陈独秀自己死活不肯写声明，毛主席也没办法力排众议去保他。两边的账都对不上，那就只能撒手。
回延安这条路，就此彻底断了。
孤岛余生：最后的四年与身后事
延安去不成了，重庆呢？
蒋介石确实动过这个心思。国民党方面派人来接触过陈独秀，开出的条件不低——据唐宝林《陈独秀全传》记载，有人提出让他出任劳动部部长，还有人愿意提供经济资助。陈独秀一概拒绝。
他跟蒋介石之间，从来就没有信任的基础。去重庆当官，他心里清楚得很——不过是给国民党做一块招牌，当一个政治花瓶。这种事，他干不出来。
1938年，武汉局势急转直下，日军逼近。陈独秀随着大批文化人西迁，辗转进了四川，最终落脚在江津县——一个长江上游的小城。他住的地方叫鹤山坪石墙院，是当地友人安排的一间偏僻老屋。
从1938年到1942年，他在这间屋子里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四年。
日子过得极苦。没有工资、没有组织拨款、没有任何固定收入。全靠老朋友邓仲纯等人接济，偶尔写点文章，换几个稿费糊口。他得了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缠身，药都吃不起，但脑子一刻没停。
恰恰是在这段最潦倒的日子里，陈独秀写出了他一生中最具思想深度的文字。
他在《我的根本意见》等文章中，对苏联体制和斯大林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提出了关于民主政治的独立见解。
他写道，没有民主的社会主义，不过是另一种专制。这些思考在当时几乎无人理会，但放在今天来看，分量极重。
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当年死活不肯写那份"悔过声明"。在他心里，思想自由是比政治归属更重要的东西。一个人如果为了回到组织里去，就必须交出自己的头脑，那这个代价太大了。
1942年5月27日，陈独秀在石墙院病逝。终年62岁。
身后事极冷清。好友邓仲纯等人凑钱料理了后事，把他安葬在江津。中共方面没有正式的悼念活动，国民党方面也没有。在那个全中国都在打仗的年代，一个曾经的建党元勋，就这样安安静静地走了。
但历史没有忘记他。
1942年3月30日——就在陈独秀去世前两个月——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说了一段话，后来被反复引用。毛主席说：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，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。
这是一句分量极重的评价。
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中，陈独秀被定位为"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"和"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"，同时也记录了他在大革命后期的路线错误。功过并存，是非留待后人评说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学术界对陈独秀的评价逐渐走向客观和多元。
2002年前后，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修订党史著作时，对陈独秀的表述做了调整，不再简单地以"叛徒""机会主义者"一笔带过，而是更加注重历史地、全面地看待这个复杂的人物。
回过头看1937年那次擦肩而过，几乎是命中注定的结局。延安需要的是统一思想、服从纪律的战士；陈独秀骨子里却是一个视思想独立如命的启蒙者。组织的铁律和个人的性格撞在一起，最后只能以个人的悲剧收场。
他亲手点燃了中国现代革命的第一把火，最终却被这把火灼伤配资证券网，独自冷却在时代的灰烬里。
永信国际提示：文章来自网络，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相关文章
热点资讯
